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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日報客戶端 | 作者 夏春濤

近年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研究，包括中國古代治理體系研究，成為新興的熱門研究課題。 本文著重就中國古代治理體系的主要特點談談自己的看法。

在行政體制上以實行中央集權制為主體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中央集權是“地方分權”的對稱，指國家權力集中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統一服從中央政府的制度。秦滅六國，建立起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封建國家，以郡縣制代替分封制，從地方分權演進為干強枝弱的中央集權制，為此后歷代封建王朝所承襲，奠定中國兩千余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 自此，強化中央集權成為總的趨勢，“事在四方，要在中央”成為共識或常識。

譬如，宋太祖、宋太宗為解決五代以來“方鎮太重，君弱臣強”問題，將方鎮的兵權、財權、司法權等收歸朝廷。元代創立的行省制是中國地方行政制度的一大變革，行省作為流動的中央政府管理地方的機構，進一步加強了中央集權。明太祖朱元璋廢止已延續近兩千年的宰相制度，大權獨攬，以防止權臣上下蒙蔽。清雍正帝創設直接聽命于皇帝的軍機處，推行密折奏事制度，將內閣架空。

加強中央集權的過程，無疑也是強化君權的過程。中國古代實行君主專制政體，中央集權制與君主專制制度是互為一體的，以致有學者將兩者并稱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封建君主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封建國家體制”。

不過，中央集權制與君主專制制度雖血脈相連，但兩者終究是有所區別的：前者是一種行政體制，是處理中央與地方關系的一種制度設計，后者屬于政體，概念更大；前者體現的是中央與地方關系，后者體現的是君臣、君民關系。因此，不能簡單地把中央集權等同于“專制”，不能將之污名化。

從總體上看，秦漢建立的中央集權制順應了國情，行之有效，突出體現為中央有權威，令行禁止、政令暢通，便于全國范圍內文化、經濟交流和商品流通，從而為國家統一、民族融合和社會發展穩定提供了制度保證。 中央集權制是中國古代治理體系中占主導地位、最穩定持久、成效顯著的一項制度。

在治理理念上崇尚“六合同風，九州共貫”的大一統局面

“大一統”思想在中國源遠流長。《公羊傳·隱公元年》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大”作重視、尊重解，“一統”指天下諸侯統一于周天子，后世遂稱統治全國、統一全境為“大一統”，其主要特征是王朝更替一系相承、合乎正統，國家政令統一、疆域完整，各方面整齊劃一，有凝聚力、向心力。

秦統一六國后，統一貨幣、度量衡和文字等，“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建立了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王朝。中國古代行政體制以中央集權制為主體，所著力支撐和維護的正是大一統局面，而“大一統”理念則為推行中央集權制掃除了思想障礙。

可以說，到秦漢時期，在相關制度支撐下，“大一統”已成為一種政治理想，內涵豐富，影響深遠。盡管由此派生出的個別理念帶有歷史局限性，如自視為天朝上國，陶醉于四方賓服、萬國來朝的赫赫威儀，但總的來說具有積極意義。

“大一統”還涉及民族問題。在“大一統”這一總目標下，民族融合與國家統一互為一體，歷代“夷夏之防”與“華夷一體”實為一體兩面的關系。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大一統”觀念為中華各民族所接受。在清康雍乾時期，中國達到空前統一。各兄弟民族在歷史進程中有紛爭，更有交融，共同締造了璀璨的中華文明，共同培育了偉大的民族精神。

在思想文化領域以儒學為正統和主脈

在諸子之學中，先秦原始儒學經董仲舒改造，倡言《春秋》大一統思想、仁義思想、天命觀及君臣綱常倫理觀念，與強調皇權至上、強化統一國家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最為合拍，迎合了政治需要，故而博得青睞。 儒學從此成為中國古代社會的正統思想和文化主脈，對古代國家治理產生深刻影響。

古代中國十分重視從制度上維護和鞏固儒學的主導地位，其舉措之一是不斷追封儒家創始人孔子，將其推上神壇。孔子被尊為“至圣先師，萬世師表”，成為中國思想文化領域的象征和絕對權威。儒家經典及學說隨之被神化，以致出現“半部論語治天下”一說。在此過程中，儒學順應時勢，不斷發展創新。

譬如，唐代韓愈為應對佛教、道教對儒學正統地位的挑戰，率先提出復興儒學；北宋程顥、程頤兄弟和南宋朱熹創立“程朱理學”；南宋陸九淵、明朝王陽明發展“陸王心學”；明末清初三大儒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批判和繼承傳統儒學，強調經世致用。儒學兼具韌性和彈性，顯現出強大生命力，因此得以牢牢占據中國古代思想文化領域的統治地位，處于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導地位。

事實上，儒學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是全方位的，影響對象以官吏、士紳為主，也包括尋常百姓。傳統中國社會崇尚知識，敬重讀書人。從各地孔廟和私塾中供奉的孔子牌位，到民間膾炙人口、婦孺皆知的《三國演義》《水滸傳》等故事，從鄉約條規、家訓家規、民居楹聯、以孝貞節烈為主題的牌坊，到廣為流傳的眾多鄉諺俚語，儒家學說早已潛移默化地滲透到百姓的日常生活、風俗習慣和觀念意識之中。

于是，古代史上無論哪個民族入主中原，都以一統山河為己任，都以中華文化之正統自居。只要生活在中華大地，只要是中國人，無不受到儒家學說影響，由此形成牢不可破的文化認同。概括地說，盡管中華民族在歷史上迭遭磨難和考驗，盡管王朝有興替，但語言、文字沒有廢，儒學沒有亡，中華文化和精神沒有丟。 有了一脈相承的中華文化，中華民族、中國就絕不會亡，就擁有了復興的根和魂，就能夠如鳳凰涅槃般浴火重生。

在制度建設上重視順應時勢革故鼎新

制度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會一成不變。 為解決治國理政中遇到的具體問題，中國古代十分重視制度建設。

以環境治理為例，根據我們的研究，《周禮》已有專門管理山林川澤的職官設計。自秦漢至明清，隨著農業經濟不斷發展，中國大地發生滄海桑田般變化，環境治理隨之持續展開，建立了相應的職官和制度，其優良傳統和歷史成就突出體現在水土治理和土地保護上：歷朝歷代都致力于興水利、除水患，所組織興修的大小水利工程數不勝數；同時因地制宜積極開發、充分利用、精心養護各種類型的土地。千百年來，從“菑、新、畬”撂荒休閑輪作，到連作、間作、套作和多熟（如兩年三熟、一年兩熟、一年三熟）種植，中國農民以其勤勞智慧逐步提高土地利用率，實現水、土、光、熱、生物資源高效利用，增加單位面積土地產量，為社會發展和穩定提供了重要的經濟支撐和物質保障。

更多情況下，作為上層建筑的國家治理制度為順應時勢變化，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中不斷發展完善、推陳出新，這成為一種規律性現象。以官員銓選制度為例，唐代史學家吳兢在《貞觀政要》中有云：“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治。”中國古代官員選任制度經歷了漫長演變，總的趨向是突破世襲、門第壁壘，轉為通過考試公平競爭。作為中國古代官員銓選制度的重大飛躍，科舉制前后推行一千三百余年，影響深遠，包括在近代影響到英、法等國的文官考試制度。

中華文明一脈相承綿延不絕，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唯一始終沒有中斷、連續發展五千多年至今的文明。這意味著中國已有五千余年治國理政的歷史，其起步之早且接續探索實踐時間之長，在世界歷史上絕無僅有。從這個角度說，古代中國治理經驗之豐富確實舉世罕見。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標簽： 中央集權制 中國古代 中央集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