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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晚報·五色土 | 作者 李仲民

(資料圖片)

前段時間，筆者的《林徽因夢繞瓊島雪池》一文介紹了陟山門街雪池林宅的歷史，其中提到，當年先后租住雪池林宅的胡適與許地山，在介紹這處宅院時都提到了陟山門街6號，這個地址也是雪池林宅所在。筆者通過查閱相關史料和現場走訪后，大致斷定陟山門街6號就是如今的陟山門街13號院。筆者將詳細陳述自己的推論過程，以期拋磚引玉。

陟山門大街13號院外景 李仲民拍于2021年5月22日

雪池林宅有一座高閣

陟山門街處于北京歷史文化名城古都風貌保護范圍以內，這條街的街巷、院落整體格局大體保留下來。按照民國時期街道、胡同門牌號碼編排方法：東西走向的胡同，門牌號碼先從胡同東口路北第一座院落算起，自東向西，分別是1號、2號、3號……排到最西頭后折返到胡同路南，最后回到胡同東口南側；南北走向的胡同，則先從南口路東自南1982年北京城區地圖向北排起，排到最北頭折返至路西，再回到胡同南口西側。

1965年北京地名和門牌號碼編排方法發生調整，實行單雙號制度。即東西向胡同，門牌號碼從東向西，路北全部為單號，依次為1、3、5……路南則為雙號，依次為2、4、6……南北向胡同，門牌從北向南排列，路西為單號，路東為雙號。

依據現行規則，陟山門街東口路北自東向西數，民國時的6號院落門牌號應該是如今的11號。筆者現場走訪發現，如今的9號院與13號院之間，11號門牌缺失。向9號院的一位長者詢問，據他介紹：曾經的11號，是9號院（也就是過去5號院）的小西門，原本并無單獨的門牌號，前些年添加了11號。近兩年開展街巷整治，小門已被封堵，11號門牌也隨之不復存在了。因此出現了過去第6號院落門牌號為當今13號的現象。

再回到周大烈的詩。其中有“小閣傾談戴雪還”之句，儷文的文中也提到周氏“宅中有一閣，登高遠眺，則景山與白塔，遠近在望，風景絕佳。”這是雪池林宅非常明顯的建筑特征。

筆者找到兩張上世紀早期拍攝的這一帶的老照片，一張是從北海瓊島向景山方向，一張是從景山向北海白塔方向。照片上與“陟山門大街6號”相對應的位置上，清晰可見一座深灰色屋頂、白色墻體之高閣式建筑。與周詩、儷文所述吻合。

清末民初，從景山向北海白塔眺望，方框處為當時的陟山門街6號院。

清末民初，從北海瓊島向景山方向眺望，方框處為當時的陟山門街6號院。

而在石原皋的記憶里也這樣回憶林宅：

鐘鼓寺的房子是尋常老百姓家，陟山門的房子卻是官僚政客的公館了。房子寬敞很多了，庭院也大，氣派也兩樣了，有長廊，廚房中有機井。

1938年出生于北京的鄭希成老人，從2001年起，走進京城大小胡同，尋找具有歷史意義和文化傳承的民居宅院，在眾多老住戶的協助下，把許多已經消失、即將消失，或者保留下來的老宅院，用畫筆以高視點、白描的方式繪畫出來，最終匯成《老北京民居宅院》一書。書中就有“陟山門外觀景樓”章節，除繪有院落示意圖外，還配以文字說明：

據70歲高天嶺老人講，陟山門街13號原為李蓮英九姨太太宅院，后為法國人辦的助產士學校。……此院為靠北海東門最近最大的宅院，全院有廊子相通。觀景樓位置極妙，向西可看北海白塔，向東可觀景山。

對于高天嶺老人所述該院落歷史沿革，姑且不做評論。文中諸如“靠北海東門最近最大的宅院”、院中有“廊子相通”、“觀景樓西看白塔、東觀景山”等特征，與儷白、石原皋等人的描述高度一致。

鄭希成先生《老北京民居宅院》一書中繪制的陟山門街13號院落示意圖。

雪池胡同與北海夾道原本不相通

此前，有很多說法認為雪池林宅舊址是雪池胡同2號。繞過殘存的雪池冰窖，向西十幾米后再折向東北，沿著彎彎曲曲的北海東墻，繼續北行幾十米，有一座坐東朝西的四合小院，就是雪池胡同2號，如今是一座敬老院。

數年前，筆者也曾對此說法深信不疑。現在翻過來看，這一觀點站不住腳。為何這么說？將1982年北京城區地圖和目前地圖一對比就會發現，如今雪池胡同2號所處位置，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是北海夾道的一部分，它與雪池胡同并不貫通，也就是說當時的北海夾道與雪池胡同沒有半點關系，只是后來改造時，才把北海夾道納入雪池胡同中。

1982年北京城區地圖

黃色標注即為托老院（雪池胡同2號）

當年，北海夾道是沿著北海公園東圍墻與宅院之間一條窄窄的夾道，最寬處只有二米，最窄的地方僅有一米左右。

老北京馬營海在《胡同中的回憶——穿堂門》一文中是這樣介紹北海夾道的：

上小學的時候和同學去什剎海游泳，從景山前街往西走，過了大石作胡同快到北海南門就是夾道的南口。順著這條夾道您就往前走吧，它的西側是高大的公園外墻，另一側是住戶的院墻，夾道里住戶不多，僅有的幾個院門閉得緊緊的。……終于我們走出了夾道北口，只覺眼前豁然開朗，一條馬路橫在眼前，對面就是我們要去的什剎海。

至此，筆者認為，今陟山門街13號就是民國時期雪池林宅所在的陟山門街6號。大院的后墻外正是雪池冰窖，向東隔一個院落是雪池胡同，將這處宅院賦予“雪池”二字，恰如其分。

目前，陟山門街13號總體規模基本得以保存，但其內部格局、房屋建筑、庭院植被等均遭到較大程度的拆改，成了一座大雜院，亟待全面恢復與修繕。

陟山門街曾有北平圖書館宿舍

筆者也想就與陟山門街13號有關的說法做一些探討。第一種說法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陟山門街13號是國立北京大學教員宿舍。胡適的弟子、著名歷史學家顧頡剛就曾租住于此，并撰寫出名作《古史辨》。持此論者，舉1926年4月20日定稿的《古史辨自序》為證，顧頡剛在這篇自序的最后一段云：

這篇序文的起草，適在北方軍事緊張之際，北京長日處于恐怖的空氣之中：上午看飛機投彈，晚上則飽聽炮聲。我的寓所在北海與景山之間，高聳的峰和塔平時頗喜其風景的秀美，到這時竟成了飛機投彈的目標。當彈丸落到北海的時候，池中碧水激涌得像白塔一般的高，我家的窗根也像地震一般地振動了……

北海與景山之間，就一定是陟山門街13號嗎？非也。事實上，顧潮《我的父親顧頡剛》一書“就業之初”章節里對住址有明確記載：

（1920年）暑假過后，父親返京，開始在北大工作。即經就業當然要有自己的住所，父親與吳維清（輯熙）、毛子水合租下大石作32號，這里距學校較近，處于景山北海之間，交通方便，他很是滿意。

另據1922年6月編制的《國立北京大學職員錄》顯示，顧頡剛彼時的職務是：總務處圖書部編目課助教，通訊地址正是大石作胡同32號。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工作中的顧頡剛

顧氏沒有住過陟山門街13號，尚可從其本人日記中找到依據，1926年6月6日日記：

近日手頭干涸已極，后日需付房金。沒有法子，只得向適之先生開口借錢，承借六十元。予感極。

顧頡剛經濟拮據一事，在《古史辨自序》中已有所交代，顧頡剛向胡適借錢之時，胡家已搬到陟山門街6號近八個月。胡適僅年長顧頡剛一歲多，但顧氏終生對胡適執弟子禮甚恭。試想，如果顧頡剛此時租住于胡適家中，胡適怎么可能逼顧頡剛向他借錢交房租呢？于情于理都無法講通。

不久，胡適離京赴歐。1926年8月5日，顧頡剛也離京赴廈門大學任教。

1929年5月，顧頡剛回京，任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研究員兼歷史系教授，又兼在北大上課。他就搬到了海淀成府村的蔣家胡同9號居住。

另外一種流行說法是：陟山門街13號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是國立北平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前身）的職員宿舍。顧頡剛的弟子、我國歷史地理學科主要奠基人譚其驤在圖書館工作期間就曾居住于此。

1930年暨南大學畢業照，中為譚其驤。

譚其驤這一時期確曾住在陟山門大街。他在《值得懷念的三年圖書館生活》一文中寫道：

1932年初，我結束了在燕京大學研究院的學習生活，走上了我一生中第一個工作崗位，——進“國立北平圖書館”當館員。

我在北平圖書館整整待了三年。那時我還沒有結婚，單身住在景山西門陟山門大街圖書館辦的宿舍里。

根據史料，譚其驤入住陟山門與周、許翁婿遷居雪池林宅的時間幾乎完全重疊。考慮到周大烈、許地山當時社會地位和家庭情況，不太可能與譚其驤同住。

查閱《國立北平圖書館職員錄》，與譚其驤和陟山門街有密切關聯的有兩處資料：第一處是1932年11月編制的職員錄，其中，中文編目組、西文編目組、輿圖部等十余人的住址均記作“本館宿舍（或景山西本館宿舍）”，電話為“東四二九四”，可惜未給出具體地址。另外，總務部文書組登記的住址為：景山西陟山門街15號。

第二種是1935年3月編制的職員錄，其中，西文采訪組組長孫述萬與岳梓木同住陟山門大街15號；中文組委員兼書記趙萬里，登記住址為“陟山門大街7號”；其他人員登記仍為“本館宿舍”。可見，“本館宿舍”既不是岳良木他們所住的15號院，也不會是趙萬里所住的7號院（今21號）。

此外，這份職員錄中還記載，該館輿圖部代理主任王庸、金石部代理主任劉節，登記住址同為：西安門內養蜂夾道三號。1934年至1935年《私立北平輔仁大學教職員錄》中，作為史學系講師的譚其驤，登記住址正是此地。考慮到這時譚其驤剛剛從圖書館離職，有人推測養蜂夾道三號是圖書館的另外一處職員宿舍。因為根據《吳宓日記》1930年9月1日記載：“正午至中海居仁堂北平圖書館（注——1929年北平圖書館在居仁堂開館，1931年遷至文津街）袁同禮招宴……又至養蜂夾道該館新建房舍參觀。”

但這處地址，就不是處于景山與北海之間了。那么，譚其驤在陟山門街的宿舍究竟在哪里呢？在《張秀民自傳》中看到這樣一段記述：

新館綠琉璃瓦，漢白玉欄桿，畫棟繪梁，儼若皇宮。館藏熱河避暑山莊文津閣《四庫全書》，因名館前大街為文津街……于1931年6月底落成，由蔡元培先生主持開幕式。而余在四五天后（七月初）方到館，住景山西陟山門大街，大高殿后，御史衙門圖書館宿舍。

答案終于揭曉——原來，稽察內務府御史衙門（今陟山門街5號）當年一度被用作國立北平圖書館的員工宿舍。聯想到前文中已經介紹的眾多名人，民國時期的陟山門街可謂星光璀璨，熠熠生輝。

譚其驤1936年秋從南方返回北京后，曾暫居西單辟才胡同75號（參見1936年至1937年《燕京大學教職員名錄》）。一年后遷往燕京大學東門外北河沿新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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