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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日報客戶端 | 作者 陳曙光

西方開辟了世界歷史，西方政治話語伴隨著它的主人走向了世界，主宰了人類的政治議程和政治活動，國際政治舞臺第一次迎來了西方政治話語的霸權時代。所謂政治話語的西方霸權，意指西方依仗話語的優勢地位，壟斷了政治議題的設置權和政治議程的主導權，壟斷了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政治范疇的定義權，壟斷了不同社會制度、政黨模式和政治體制是非優劣的評判權，壟斷了國際政治格局的塑造權、國際政治規則的制定權以及國際政治爭議的裁量權。

話語與話語權是兩個概念，各有其內在的生成邏輯。話語的生命力源于話語的真理性，服從真理至上、內容為王的邏輯。國際話語權則涉及三大要素：國力、內容、價值，服從三大原則：實力原則、真理原則、道義原則。三大要素不是等價的，三大原則也不是對稱的，有主次、有輕重。

(資料圖)

實力原則、真理原則、道義原則，三者統一是理想，二律背反是常態

實力原則，關乎著話語的權力、主人，關乎說的是不是有人聽，表現為“以力服人”的話語邏輯。在國際政治舞臺，誰設置國際議題、誰定義國際標準、誰制定國際規則、誰左右國際輿論、誰裁判爭議是非、誰占據道德高地、誰塑造話語生態、誰分享國際利益，這種話語權的爭奪，直觀地體現在思想、內容的交流和交鋒上，最終決定于國力的強弱、力量的大小。所謂實力原則，通俗解釋就是，一個國家有了實力，你的原則才會被人尊重，你的利益才能得到捍衛，你的話語才會有人聽。在美西方操控的國際體系中，那些處于話語邊緣的國家，是沒有資格參與全球治理的，在國際事務中也無所謂話語權。

真理原則，關乎著話語的是非、對錯，關乎說的是不是有道理，表現為“以理服人”的話語邏輯。從這個意義上說，理論構成話語的基礎，話語權依托理論的支撐方得以立基。理論能否轉化為話語權，取決于多方面因素：一是理論本身是否徹底。理論只有徹底，才能說服人。二是理論是否具有對現實的強大解釋力。話語不是一個獨立的世界，而是話語中把握到的現實世界。缺乏干預現實的能力，理論只能游走于生活的邊緣地帶。三是理論是否提供了某種成熟的分析框架。今天，馬克思主義之所以成為世界性的話語體系，關鍵就在于它依然是我們觀察時代、解讀時代、引領時代無法繞開的分析工具。

道義原則，關乎話語的正義立場、意義世界，關乎說的是不是好，表現為“以德化人”的話語邏輯。在世界經濟、國際政治、國際關系、世界安全、全球治理、人類文明、全球意識形態等領域，道義主張確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感化人們的行為，從這個意義上說，道義的力量是不容忽視的。自古以來，中國形成了世界主義道義觀的強大傳統。在封建社會中，傳統儒家在心性修為上主張君子“義以為上”“舍生取義”，在義利關系上主張“先義而后利者榮，先利而后義者辱”，在國際關系上主張和合天下、和諧萬邦。今天，中國主張義利兼顧、義利兼得，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立場，倡導正確義利觀。古往今來，崇高的道義原則一以貫之。相反，有的西方國家強調本國優先、本國第一，奉行你輸我贏的叢林法則，肆意退群、廢約、筑墻，置人類公義于不顧，這實在是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道義觀，與中國的世界主義道義觀相比，高下立見。

實力原則、真理原則、道義原則，三者統一是理想，二律背反是常態。一個國家，其國際話語權的大小與話語的真理性相關，與話語的道義立場相關，也與話語的主人即國家實力、綜合國力相關，但歸根結底，硬實力決定話語權。從國際政治理論來說，現實主義者信仰實力，理想主義者崇尚道義；懷疑論者看到的是強權，世界主義者則看到了道義的作用。從國際政治的現實來看，有的西方大國掌握了絕對實力就不講道理、不顧公義了，有些國家明明占據了真理制高點和道義制高點，卻被國際社會置若罔聞、視若空氣。 國際話語權博弈的事實一再告訴我們，公理和道義“在國際政治中扮演一個相對較小的角色”，“強權即公理”常常是國際政治現實。國際話語權的大小，更多取決于硬實力，而不是取決于真理和道義。

在國際話語場，真理原則、道義原則往往屈從于實力原則

在國際話語場，“誰在說”比“說什么”更重要，話語的主人比話語的真偽更關鍵。國際話語權爭奪的焦點是“誰更有資格、更有權力說話”，而不是“誰說的話更在理、更有說服力”。 也就是說，在國際話語場，實力原則凌駕于真理原則和道義原則之上，真理原則、道義原則往往屈從于實力原則，話語的主人比話語的內容更引人關注。所謂“拿實力來說話”，“弱國無外交”，“真理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內”，說的都是這個道理。自古以來，誰擁有了壓倒性的硬實力，誰就擁有了壓倒性的話語權。

比如，公元前416年，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雅典人到米洛斯島鎮壓起義，雅典發言人告訴米洛斯人，他們只能選擇戰死或者投降。當米洛斯人申辯自己是為自由而戰的時候，雅典人回答道：“強者做自己能夠做的事情，而弱者則接受自己必須接受的事情（也譯為：強者可以為所欲為，弱者只能逆來順受）”。也就是說，在雅典人看來，道義在現實主義世界中基本上是沒有地位的，道義考慮在國際沖突中不起作用。道義主張常“被當作宣傳語言，用以掩蓋見不得人的動機，而且較強大的國家往往無視道義問題。”

再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協約國戰勝同盟國，其戰爭的結局似乎是“公理戰勝強權”。中國在戰爭后期加入協約國的陣營，戰后理應享受戰勝國待遇，改變晚清以來被列強欺負的狀態，國人對此抱有強烈期待。但巴黎和會讓國人大失所望，《新青年》等評論此戰無正義。國際政治中，強權壓倒正義似乎是通常的邏輯，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完全排斥道義選擇，更不是暗示全世界放棄道義拿起利劍；它只是提醒我們，在特定的環境中道義是蒼白無力的。

20世紀中葉，國際話語的主導權由英國轉移到美國。美國掌握了全球最大的話語權，統治了世界經濟、政治、文化、安全等領域重要議題的創設權、核心概念的定義權、話語是非的裁判權， 但這絕不意味著美國掌握了全球所有重大問題的真理權，更不代表美國的主張都是正義的。美國非常清楚，“美國需要走進這個不僅要靠原則，更要靠實力主導事態發展的世界”。比如，美國很多論調主導了全球諸多議題的討論，塞繆爾·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長期主導了不同文明交往的國際話語權，弗朗西斯·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一度壟斷了不同社會制度前途命運的話語權，美國社會學家索羅金的“社會趨同論”嚴重干擾了世界各國對兩條道路走向的判斷，格雷厄姆·艾利森的“修昔底德陷阱”幾乎被視為大國關系的“鐵律”，章家敦、沈大偉的“中國崩潰論”曾嚴重誤導了世界對于中國發展前景的判斷，魯道夫·拉梅爾的“民主和平論”主導了諸多發展中國家的政治議程，查爾斯·金德爾伯格的“霸權穩定論”是霸權主義橫行世界的吹鼓手，其他諸如“銳實力論”“南海航行自由論”等也曾一度影響世界輿論，這些論斷明明是居高臨下、強詞奪理，甚至完全是顛倒黑白、一派胡言，卻能在國際上廣為傳播、不乏信眾。 究其原因，皆因實力所致，有了實力就有了話語權。

【作者為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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