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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鉤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最近電影《長安三萬里》火了，引起廣泛關注和討論，討論熱點之一就是如何打破社會階層固化。中國古代社會，打破階層固化的重要制度設計是科舉制。

門閥貴族的變相世襲特權是被科舉制打破的

始行于隋唐的科舉制度，是一種既有別于察舉制、又不同于九品中正制的政府官員考試制度，察舉制之弊在于舉薦權為二千石官員控制，容易發生權力尋租；九品中正制之弊在于中正官為門閥士族把持，淪為士族壟斷上品官爵的工具。科舉制則革除了這兩大弊病，不需要長官舉薦，也不用中正官品評，士子可以投牒自薦、自由報考，考試資格的審查也不限制庶民出身的人，最后是去是留，由客觀的考試成績決定。

唐代的科舉考試分為“解試”與“省試”兩級，解試由州郡政府主持，當地士子自由報考，凡考試獲通過的士子，便可取得一個“解額”，然后憑解狀參加中央政府舉行的省試，省試若及第，即具備了授官的資質。宋承唐制，但增加了殿試的環節，宋仁宗朝之后，殿試一般不黜落，只排定名次。

科舉制度下，門閥士族的變相世襲官爵之特權被削弱了，門第在科舉考試中的作用也被削弱了。因此，我們不難理解，唐朝時期為何有一部分士族對科舉考試持抵制態度，對進士出身的庶族官員瞧不起。他們固執地認為，參加科舉考試的士子多是趨時之徒、浮華之輩。中唐時，出身于隴西冠族的宰相李揆自恃門望，同僚向他推薦寒門出身的進士元載，他竟輕蔑地說：“龍章鳳姿之士不見用，獐頭鼠目之子乃求官。”“牛李黨爭”中的李黨領袖李德裕也是士族出身，對科舉考試也極不待見，以參加科場競技為恥，寧愿通過門蔭入仕。他跟皇帝說：“朝廷顯官，須是公卿子弟。”為什么？因為公卿子弟從小接受行政技藝的訓練、貴族禮儀的培養，這是寒門進士不可能具備的素質。

但另一方面，科舉卻得到越來越多的唐朝士子青睞。“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及第的士子何等風光！即使是那些以門蔭入仕的士族子弟，也忍不住對進士出身心生羨慕，富貴過人的薛元超自謂平生有三大恨，其中一恨就是“始不以進士擢第”，因為薛元超是通過門蔭進入仕途的，在他心目中，士族門第帶給他的驕傲，已不如科舉及第所帶來的驕傲。總的來說，在門閥士族與科舉出身士人的長期博弈中，作為新興階層的科舉出身士人是慢慢占了上風的。所以唐末五代的人說：“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

唐代選官制度最大的漏洞就隱藏在“行卷”與“公薦”的機制中

不過，唐代畢竟是科舉初行的時期，制度粗疏，存在不少漏洞，很容易作弊。最大的漏洞就隱藏在“行卷”與“公薦”的機制中。

所謂行卷，是指參與科舉的士子在開考之前，先設法拜訪高官顯貴，投上自己的名帖與詩文習作，希望能遇上欣賞自己才華的伯樂。韓愈在《送李愿歸盤谷序》中說：“伺候于公卿之門，奔走于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這描述的便是士子向公卿行卷的屈辱經過。

所謂公薦，是說哪位公卿如果看中某個士子的行卷，認為他特別有才華，他可以向主考官推薦這名士子。而行卷獲得公卿推薦的士子，考試及第可能性極大。

在唐代，行卷與公薦都是合法的。由于公薦機制的合法存在，因此，盡管門第的因素在科舉考試中發揮不了作用，但那些社會名望很高或位至公卿的士族，卻可以借助公薦的機制，影響科舉考試的錄取結果，將自己的門生送上黃榜，比如出身于博陵崔氏的崔雍、出身于滎陽鄭氏的鄭顥，名盛一時，人稱“崔鄭世界”，他們的推薦信主考官們不敢不買賬，應考的士子若能游學于崔鄭門下，登第便如探囊取物。

所以，當我們討論唐朝的科舉取士時，需要注意，盡管科舉制下“取士不問家世”，但唐朝的士族、顯貴還是可以通過公薦發揮影響力，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科舉考試的公平性。更何況，唐代科舉錄取的人數極為有限，每榜不過一二十人，門蔭還是非常重要的入仕渠道，經門蔭入仕而官至公卿者，比比皆是。唐代門蔭雖不論門第、只論官品，凡五品以上官員都可蔭補子弟為官，但對位至公卿的士族來說，門蔭就是他們維持門第不墜的制度保障。

“行卷”“公薦”廢除后，取士之制更加公平

宋太宗繼位次年舉行的科舉考試，錄取進士109人、諸科207人，另有191人考試未及格但“賜及第”，共取士500余人，是史無前例的一次科考“擴招”。此后，宋代科舉考試每榜錄取的進士基本都維持200人以上，是唐朝科舉錄用人數的10倍及以上。科舉考試成為宋政府選拔官員的最主要的途徑。

當然宋朝也有蔭補制度，但蔭補出身的官員在任職、升遷諸方面都受到限制，包括不得任臺諫官、兩制官、史官與經筵官，等候升遷的時間要比進士出身的長，有機會擢升至高層的蔭補官也很少見，而且他們終身都會被貼上“蔭補官”的標簽，受同僚鄙視。因此，宋朝有骨氣、有才氣的官宦子弟，都以蔭補為恥，寧愿放棄蔭補的機會，選擇參加科舉考試，跟唐朝李德裕的觀念正好相反。

宋朝廢除了公薦制，不允許朝臣向主考官寫推薦信，行卷當然也隨之失去了實質的意義；之后，宋政府又相繼設立鎖院制、封彌制、謄錄制、三級考校制、別頭試，盡最大可能堵住科舉制度中存在的各個漏洞。這些制度的推行，雖然不可能完全杜絕科舉考試中的作弊行為，但無疑可以將人情的影響減少至最低程度，使得宋代科舉的考試程序更為公平，歐陽修稱本朝“取士之制，比于前世，最號至公”，并非溢美之詞。

只有公正的科舉考試才能讓官宦子弟與平民子弟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那些朝中無貴人、胸中有才學的寒門讀書人才有更多的機會脫穎而出。事實也是如此，生活在宋朝的寒門士子，顯然要比唐朝同儕擁有更大的機會——通過科舉進入政府、從社會下層升至社會上層。有研究者指出：“到了宋代，世家大族已經無法再像唐代以前一樣壟斷仕途，仕宦之家再也不容易世代保持仕宦的身份，除非子孫能夠世代不斷地在科舉考試中表現優異；而布衣入仕的途徑則寬廣了很多，他們只要在科舉考試中表現才能，就有機會進入仕途，甚至擢升高官。也就是說，宋代統治階層的流動性，要比唐代高了很多。”

我們認為，科舉制下“取士不問家世”的偉大意義，便是維持了政府的開放性與社會的流動性，打破了兩晉南北朝以來的階層固化，讓寒門子弟有晉升的制度化渠道。宋史學者黃寬重先生說：“宋代是個競爭性強、開放性高的社會。”而這，正是科舉制創造出來的。（作者為文史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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