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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匯集春秋至宋元309位清官廉吏的傳記

(相關資料圖)

宋代學者費樞編寫了《廉吏傳》，這是一部專門記述清官廉吏的傳記。他從典籍中選取歷代為官清正、有功于社稷、施仁政于百姓者112人整理而成，上起春秋，下至唐末。晚明學者黃汝亨從友人處得到費樞的著作后，對其進行了大幅擴充，對原書敘事太簡略的地方進行了補充，增寫五代之前廉吏133人、宋元廉吏64人，共為309人立傳。今有現代學者張仲裁整理與譯注的本子，已由中華書局出版，方便使用。

《廉吏傳》展示出來的宋、明士人對廉吏的論述和評議今天看來還具有一定的價值，是了解我國古代士人廉潔觀、廉政觀的重要窗口。

我們常說讀書要知人論世，那么《廉吏傳》的兩位作者有著怎樣的經歷呢？

先看費樞。關于他的經歷，我們所知甚少，他的字為伯樞，成都府廣都縣（今成都雙流）人，北宋徽宗宣和年間進士，南宋紹興十六年（1146）以左朝散郎身份任職歸州（今湖北秭歸），之后又在黎州（今四川漢源）任知州。

費樞在宋徽宗末年完成了《廉吏傳》，北宋末期，內憂外患不斷，在這樣的背景下，感受到蒼生之苦的費樞，作《廉吏傳》以宣揚正道，砥礪士風。

黃汝亨的經歷與費樞相近。關于黃汝亨，我們知道得更多些。他的字為貞父，浙江仁和（今杭州）人，萬歷二十六年（1598）進士，翌年，任進賢知縣，官至江西布政司參議，萬歷四十六年（1618）致仕，結廬杭州南屏山，天啟六年（1626）辭世。從生平看，他主要活動于萬歷一朝，萬歷后期朝政荒廢，士風頹敗，前往各地征稅的宦官，對百姓敲詐勒索，百姓不堪其擾。

黃汝亨是當時有名的經師，以對儒家經典的精深理解和對時文寫作的熟稔，吸引了許多年輕士子。廉潔自持、崇儒重道的黃汝亨，自然期望補敝起廢，雖力有不逮，也要勉力為之。這也是黃汝亨從友人處得到費樞《廉吏傳》手抄本后欣喜不已，苦心孤詣力加補修的原因所在。

編寫《廉吏傳》一書的主要目的是砥礪士風

廉和貪，勢如水火，絕不相容。《晏子春秋》說：“廉者，政之本也，民之惠也；貪者，政之腐也，民之賊也”，將廉視作政治清明的根本，而與廉相反的貪則于國于民都有大害。《管子》把禮、義、廉、恥視為“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費樞繼承了前人的廉潔觀、廉政觀，在《廉吏傳》中熱烈歌頌“上以節儉化臣下，下以行義勵風俗”的官風。

黃汝亨為《廉吏傳》撰寫了一篇序，認為廉是極可貴的品質。他說“士捐廉鮮恥，茍且富貴而能立身，天地者未之嘗聞”，“惟澡身履潔，而后可以入磨涅，完堅白，小以立身，大以匡世，故廉貴焉”。寡廉鮮恥或可富貴，卻不是立身之正道，當以廉潔立身，如此才能經受人生中的各種考驗，才能匡扶社稷、兼濟天下。黃汝亨說編寫《廉吏傳》一書，就是要“揚清風，懲敗類”，推崇“砥行于禮義廉恥，而棲志于淡泊凝靜”之人。

黃汝亨在編寫《廉吏傳》時，將廉吏分為上、中、下三等。這種做法其來有自。明朝思想家薛瑄倡導道不坐論、德不空談，在《從政錄》中將廉分為“見理明而不妄取者”，“尚名節而不茍取者”，“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的自廉、他廉和被廉三個境界，“見理明而不妄取，無所為而然，上也；尚名節而不茍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強而然，斯又為次也”。

薛瑄對廉不一概而論，而是加以區分，這種做法很有啟發意義。黃汝亨對廉吏的劃分，嚴格依據儒家價值觀，參照了孔子“中行”“狂”“狷”三等品士的做法。孔子曾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朱熹對此解釋頗為精當：“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余。蓋圣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于道，非與其終于此而已也。”

黃汝亨認為“潔己匡時，體用雙擅”者為上等，即自身廉潔又能匡扶時世，品行高貴又有出色才能；“義不茍祿，仁不遺親”者次之，即講求道義而不貪戀祿位，心懷仁德而不遺忘親人；“側身修行，踽踽官下”者又次之，即雖不能開物成務，但是光明磊落、謹慎修行、清苦為官，耐得住清貧，守得住寂寞。

在黃汝亨看來，“廉不同種，各有分予；不同略，各有建樹；又不同量，各有廣狹”。廉是一個底線性的要求，要以此為基礎，盡量發揮自己的才能，做出更大的貢獻，這無疑寄托了其鼓舞士氣、振興士風之愿，有利于讓有用于天下國家的信念成為世人心之所向、行之所倚。

將忠義灌注筆端，不諛不隱、娓娓道來

《廉吏傳》中收錄的人物，既有今天讀者比較熟悉的春秋時期的晏嬰、東漢的楊震、三國的諸葛亮、西晉的羊祜、宋朝的范仲淹和包拯、元朝的耶律楚材等人，也有一些不太為今天讀者所熟知的人物。為諸多令名不彰、功名不顯的人物立傳，讓他們走入讀者的視野是《廉吏傳》的一大貢獻。

《廉吏傳》的第一位傳主是春秋時期魯國的季孫行父，他是魯國正卿，謚號文子。按照黃汝亨的評定，為廉吏中的上等。這篇傳記講了季文子三件事。

第一件事，莒國太子仆攜寶玉逃到了魯國，將寶玉獻給了魯宣公，魯宣公賞賜給他城邑，而季文子卻命人將其驅逐出境。魯宣公問為何要這么做，季文子說此人是弒父的盜賊，他帶來的寶玉是贓物，怎可窩藏贓物。

第二件事，季文子為魯國正卿，“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生活清簡，一個叫仲孫佗的人勸說，這樣做會讓外人覺得他是個吝嗇的人，而且他身居高位，如此于國家來說未必光彩。季文子卻認為魯國百姓中還有人穿不好、吃不飽，“吾不敢以人之父兄食粗衣惡，而我美妾與馬。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不聞以妾與馬”。

第三件事，季文子去世，魯襄公監臨其入殮儀式，發現季文子家“無藏金玉，無重器備”，他輔佐了魯國三代國君，竟無個人積蓄，去私而公忠，令人稱道。

《廉吏傳》中各傳篇幅都不長，將傳主的故事講完后，還有一些評點。費樞的評點文字較長，比如對季文子的評點，上溯到周文王，因為魯國與周文王關系密切，周文王“自奉以厚民”，季文子繼承了這一良好的傳統。《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費樞的評點給予“議論去取，猶可謂不諛不隱者矣”的評價。

黃汝亨將費樞每篇傳記后的百余字評論刪去，代之以寥寥數語，如評價季文子只有“相三君無私積”6字；評價晏嬰僅“節儉力行，重于齊，以其君顯，不受邑”14字；評價范仲淹也只有“文正先憂濟世，其本色也，至今義莊義倉皆祖之”19字，惜墨如金，言簡意賅，態度之審慎更勝于前。

對于金錢的態度，向來是評斷廉吏的重要標準。東漢楊震暮夜卻金的故事，可謂婦孺皆知。黃汝亨在《廉吏傳》中講了元朝官員曹鑒退金的故事，曹鑒在任湖廣行省員外時，有一個叫顧淵伯的舊部下，送給了他一函朱砂，朱砂可以用來制藥，曹鑒只當顧淵伯是關心自己，就收下了這函朱砂。幾年后，曹鑒要用朱砂來制藥，驚訝地發現朱砂函中竟藏了一錠金子，曹鑒懊悔地說：“淵伯非知我者。”曹鑒要將這錠金子還給顧淵伯，但顧淵伯已經辭世，他找到顧淵伯之子，將金子還給了他。曹鑒后來官至禮部尚書，仍然租房子住。黃汝亨對其評價“父沒還子，此為至行”。

古往今來，對于廉的理解，都不是僅限于不貪財物這一個方面。《周禮》曾提出了“六廉”：“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廉吏是仁慈和善的，是既追求獨善其身也追求兼善天下的，朝向止于至善的境界不斷努力。

（作者單位：河南省社會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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