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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日報客戶端 | 實習記者 何蕊

(資料圖)

數十年科研攻關，只為解決高鐵鐵軌幾毫米誤差；突破重重困境，研制我國首臺原子鐘；隱于青山深處三十載，為國產飛機裝上強勁的“中國心”……在北京高校，有這樣一群教師，他們幾十年如一日堅守在教學科研一線，為我國科技教育事業的發展貢獻著榜樣力量。

劉大響：航空發動機的“知心人”

“先結婚，后戀愛，愛得很深沉、很執著，從來沒有后悔過”，提到自己與航空發動機的關系，中國工程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劉大響開玩笑地這樣說。作為中國航空動力界的第一位院士，劉大響扎根基層開展科研，曾經隱于青山深處三十載，只為國產飛機能裝上強勁的“中國心”。

1970年，為支援“三線”建設，劉大響從沈陽舉家搬遷，來到川西北的江油624所（今中國燃氣渦輪研究院），在“山清水秀屋頂漏，鳥語花香廁所臭”的簡陋條件下，一奮斗就是30年。“我的工作是主持建設高空臺，也就是建設大型設備群，模擬空中飛行狀態和環境條件，對發動機進行試驗。”劉大響解釋，這是獨立自主研制新型航空發動機不可或缺的重要試驗設備，20世紀60年代后，發達國家所研制的各型先進軍民用航空發動機，無一例外都是從高空臺中“飛”上藍天的。

在高空臺建設中，他冒著風險采用新材料改造加溫爐，使升溫時間從30小時縮短至3小時，大大節約了發動機試驗成本；提出用大型膨脹渦輪替換氨冷凍機組，消除了高空臺試驗時的重大安全隱患；主持完成高空臺總體聯合調試，完成與俄羅斯高空臺的對比標定試驗，其試驗技術和測試精度達到國際先進水平，最終交付國家驗收。我國成為了世界上第五個擁有大型連續氣源高空臺的國家。

來到北航，劉大響又開發了我國首套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數值仿真系統，培養了300多名碩博人才，以推動我國航空動力研制實現從“傳統設計”向“預測設計”的轉變。劉大響堅信，“動力要過關，人才最關鍵”，因此他也一直堅守教學一線，多年來培養了李繼保、黃維娜、王永明等一大批總設計師、副總設計師，培養了申秀麗等航發領域知名教授。

如今，86歲高齡的劉大響依然為航空事業奔走在大江南北。他每年在全國各地做幾十場報告，圍繞當下急需的國家通用航空和應急救援體系建設宣講，他說，“因為這是生命至上的重大民生工程，功在當代，利在千秋”。去年，他因在國家科技發展進步和國防建設過程中所取得的突出成績，獲中國航空航天領域的最高榮譽——航空航天月桂獎。今年，劉大響做客電視節目《開講啦》，分享60余載動力人生背后的傳奇故事，“擇一事，終一生”的精神感染激勵了更多青年學子。

劉大響常說，自己屬牛，“老牛自知使命重，不用揚鞭自奮蹄”。60余載動力求索路，從翩翩少年到耄耋老人，他充滿活力的“中國心”，為動力強軍、航空報國、人才強國貢獻了舉足輕重的力量。

王義遒：中國“原子鐘之父”

用什么測量時間最精準？當前，科學家給出的答案是原子鐘。它是世界上最精密的儀器之一，也是北斗系統中的核心部件。1965年，我國第一臺穩定度達到600年誤差不大于1秒的原子鐘誕生，主持這項研究的是我國著名物理學家、北京大學原常務副校長王義遒。

1963年，在蘇聯學成歸國的王義遒，瞄準國家科研需要，開啟了對原子鐘的研究。這是中國科學家第一次探索該領域，沒有前車之鑒，只能摸著石子過河。光是讓銫原子發光，就費了不少功夫。“銫發出的光是紅外光，人眼看不到，只能使用玻璃泡里的無線電高頻放電來測試。”王義遒解釋。后來，團隊用電子管做出的銫泡燈發光了，但當時大家都以為光越耀眼越好，后來卻發現并非如此，發出暗暗的玫瑰色光才是最好的，“這種光到底是什么東西發出來的，現在也沒有完全搞清楚，可見研制原子鐘里面是有很多物理問題的。”

1965年底，研究團隊突破重重困境，終于成功研制出我國第一代原子鐘。又經歷10余年，我國第一批批量生產的“光抽運銣原子鐘”橫空出世，這項高科技成果在我國多項國防科研試驗中均發揮了重要作用。

專心科研的同時，王義遒不忘開展教育教學工作。在北大，他先后講授了核磁共振、光的受激發射、量子電子學基礎、波譜學基礎等多門課程，還編著了《量子頻標原理》。退休后，他又編寫了《原子的激光冷卻與陷俘》等教材，并翻譯《原子與輻射的電磁相互作用》等國外優秀教材。

用王義遒的話來說，自己是“退而不休”，從北大教師崗位上卸任后，他仍帶著老驥伏櫪的情懷和精神，繼續貢獻力量。科研方面，他擔任星載原子鐘技術管理組首席專家，參與了對我國北斗導航系統至關重要的星載原子鐘的研制，還擔任軍用時間頻率專家組組長，參與了軍事時頻體系建設，服務國防事業。

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王義遒也一直心系北大教育工作。“學校現在搞了新工科，就是為了迎接最緊急、最急迫的問題，要解決我們‘卡脖子’的技術。”他對今天還在堅守科研領域的師生提出希望，不要被浮華社會的欲望所迷惑，踏踏實實守好自己的“一畝田”。“希望現在的課堂和實驗室是充滿激情的、有爭鳴的，是學生能夠不斷提問的，唯有質疑精神才能讓科研不斷攀上新的高峰。”

張宏科：為實現網絡強國“啃最硬的骨頭”

構筑可以維護國家網絡安全、具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新型互聯網系統，是中國工程院院士、北京交通大學教授張宏科一直努力奮斗的目標。他三十年磨一劍，創建標識網絡體系，為打破我國互聯網核心技術長期受制于人的被動局面、使我國互聯網體系自主創新和核心網絡技術躋身國際領先行列做出了開拓性貢獻。

1994年，張宏科博士后出站選擇留在北京交大任教，在教書育人的同時，從事互聯網理論與關鍵技術的研究。“沒有網絡安全就沒有國家安全。”張宏科認識到互聯網安全的重大戰略意義，并下定決心要破解“卡脖子”難題。

在學生眼中，張宏科是一名“敢于啃硬骨頭”的導師。

互聯網核心的設備就是路由器，張宏科啃的第一塊硬骨頭就是IPv6（互聯網協議第6版）路由器。20世紀90年代，無論路由器還是IPv6，對于國內學者來說都是陌生的。張宏科帶領團隊迎難而上，在2000年就成功研制出國內第一臺IPv6路由器，為后續新互聯網體系與關鍵技術研究奠定了基礎。

隨后，張宏科又將視線轉移到了高鐵上。高鐵是我國一張靚麗的名片，而高鐵專用通信網絡，承載著車輛核心部件安全預警、險情處理等運維任務，是鐵路安全運行的基石。張宏科攻克了跨網帶寬動態匯聚、協同傳輸和差異化服務保障核心問題，有效解決高速移動環境下數據高速傳輸問題。

“我們的科研要服務于祖國和人民的需要，才有前途，有價值。”張宏科說，“這是我們能夠不斷攻堅克難的力量源泉。”

專心科研的同時，張宏科也沒有落下教書育人的本職工作。從教30年，他累計培養博士45名、碩士90余名，帶領通信工程專業入選首批國家一流專業。他把育人課堂延伸到服務國家和行業科學技術發展的重大工程和科研課題中，鼓勵學生將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把目標鎖定在解決新型互聯網體系與工程技術難題中。在培養年輕教師方面，張宏科引進的青年教師很多已經成長為學術骨干。

如今，張宏科仍奮斗在教書育人和科研一線。近年來，他帶領團隊針對規模化協同融合網絡的重大需求開展基礎研究，為實現網絡強國這一目標繼續奮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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