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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晚報·五色土 | 作者 楊建民

前不久說到大名鼎鼎的梁啟超，一篇序言寫得激情澎湃，“下筆不能自休”，結果篇幅幾乎與原書相埒，只好單獨出版，這就是著名的《清代學術概論》的由來。序言篇幅長到能夠獨立成書，雖聽來不合常規，可作“序”者無疑有話要說。這樣的情形，翻翻記憶，倒也不是個例。

馮友蘭的《三松堂自序》

(資料圖)

我國著名的哲學史家馮友蘭，一生著述宏富。長短中國哲學史，完成數部。還有原以英文寫成的《中國哲學簡史》，在海外造成影響，再用中文翻譯回來，依然一時風靡；更有耄耋之年，在失明情形下，心思口述，新成一部突顯獨立思考的《中國現代哲學史》，在原有基礎上，完成從古至今七卷《中國哲學史新編》。

人到晚年，往往希望對先前人生、作品，有所回顧總結，馮友蘭亦然。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他完成一部《三松堂自序》。照作者說法，名雖叫“自序”，卻非一書之序，而是他以前著作的“總序”。“三松堂”，是馮友蘭在北京大學燕南園的寓所，院子里有三棵松樹。寫作這部“自序”時，他及全家已在這里居住了三十多年。

《三松堂自序》。

這部《三松堂自序》，是馮友蘭主動完成，且自覺以一部書的形式來完成的。為何如此呢？“古之作者，于其主要著作完成之后，每別作一篇，述先世，敘經歷，發凡例，明指意，附于書尾，如《史記》之《太史公自序》，《漢書》之《敘傳》，《論衡》之《自紀》，皆其例也。”這些文字的作用，是使得后來讀到作品的讀者能夠“知其人，論其世，更易知其書短長之所在，得失之所由”。顯然，馮友蘭是想效法前代先賢的方式，來寫作這樣一部著述。既然篇幅為一部書，包含的內容，自然廣闊：“起自十九世紀九十年代，迄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為中國歷史急劇發展之時代，其波瀾之壯闊，變化之奇詭，為前史所未有。書于其間，憶往思，述舊聞，懷古人，望來者。都凡四部分：曰‘社會’，志環境也；曰‘哲學’，明專業也；曰‘大學’，論教育也；曰‘展望’，申信心也”。看來，這既是個人著述的總序，也是自己人生社會經歷的記述描摹及對未來的向往。

這部“總序”的寫作，也有些異于尋常的地方。動筆寫作之時，馮友蘭已年屆耄耋，“耳目喪其聰明”，基本無法寫字，所以，除去其中第四、五、六這三章外，其余全通過口述，由他的弟子涂又光筆錄下來。全書共十一章，每一章的篇幅雖長短并不一致，可總體篇幅近二十五萬字。這么大的篇幅，用口述方式，對作者而言，不但要設計總體框架，對整個的內容了然于胸，更需要清晰的思路和良好的記憶……而這部“自序”，條理順暢，文辭確當。僅僅這一點看去，高齡作者思力之強健，足夠我們感佩。

《三松堂自序》中，還有許多的重要內容和今人可參考的史料。譬如他親筆書寫的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哲學部分，對當時自己的老師胡適的講學，給予評述。當時講授中國哲學者，“無論有沒有新的東西，總是用注解古代經典的方式表達出來”，使得學生摸不出頭緒。而胡適卻用漢學家的方法審查史料，確定歷史中一個哲學家的年代，判斷流傳下來的一個哲學家的著作的真偽，認為是偽的就都不用了。“用這個方法，他（胡適）把三皇五帝都砍掉了。一部哲學史從老子、孔子講起……這對于當時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有掃除障礙，開辟道路的作用。”一位后來成為哲學家的學子，來回憶評價老師胡適的哲學貢獻，價值意義之外，就當時的場景描摹而言，畫面感也異常鮮活。

這部《自序》，論哲學之深切、記史實之親歷可靠外，它的另一特點，是文字的清明暢達。冒昧猜想一下，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等著述影響廣泛，其文字方面的功夫，也是獲得受眾的一層緣由。舉一點例子，當年的西南聯大，文學名家多多，可那至今常常為人引述，氣勢雄渾、文采斐然的西南聯大校歌歌詞，那篇西南聯大離別昆明時所立紀念碑碑文，皆出自哲學名家馮友蘭之筆。他這方面的才華，實在可以領受文學圈外“文章高手”之徽號。

唐德剛的《胡適雜憶》

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在美國的胡適，應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口述歷史部之邀，口述出一部《胡適口述自傳》。聽取和整理口述稿子的，是華裔學者唐德剛。這部口述自傳，當時由英文錄出。十多年后，有中文刊物愿意刊發這部自傳。此時，胡適已經逝世，整理者唐德剛受邀將此稿翻譯過來。翻譯完成后，刊物編輯劉紹唐希望唐德剛寫作一篇“序文”或“導言”。

唐德剛是當時少數感受晚年凄涼時期胡適之人，胡適過往的大名，此刻之蕭然，為人的自在及不安，一一展示在這位晚輩學人眼前。唐德剛真有許多少為人知的胡適情形要表述，他放肆走筆，一下子寫成十多萬字，與這部《胡適口述自傳》差不了多少，擱在前面作序言顯然不合適了，于是單獨成冊《胡適雜憶》，并成為后來研究特定時期胡適的特色文本。

《胡適口述自傳》及原序文《胡適雜憶》。

由序文形成的《胡適雜憶》，由作者唐德剛親炙胡適的認知和感觸生發。在實際的接觸過程中，除去大量胡適有時代感的言談和歷史與個人間的交匯情景，更有一些胡適的生存細節。當年美國，除去學界，一般人誰知道胡適是誰？且當時胡適收入有限，生活也較為困窘，一些生活小事，有時需要委托唐德剛這些小輩，于是唐德剛就看到過這樣一幕：“記得有一次我開車去接他，但是電話內我們未說清楚，他等錯了街口。最后我總算把他找到了。可是當我在車內已看到他，他還未看到我之時，他在街上東張西望的樣子，真是‘惶惶如喪家之犬’！等他看到我的車子時，那份喜悅之情，真像三歲孩子一樣的天真。”

胡適的家，也并不安全。一次胡適夫人在家燒飯，一個彪形大漢竊賊，從防火通道破窗而入。胡夫人倒頗為冷靜，她下意識地走到公寓門口，拉開門，對著彪悍的黑人竊賊，大叫一聲：“GO！（出去！）”這樣的舉止，把竊賊“鎮”住了。他只是看了這位東方老太太一眼，乖乖“GO”了。平素讀者，了解這位名人，多數得自其著述，這些妙絕的生活細節，則非長期親炙者講不出來。

這部由序文而成的《胡適雜憶》出版，唐德剛又約請周策縱、夏志清兩位學界名家作序。序言不短，我們各引一節，以窺斑見豹：“唐德剛教授在這里把胡適寫得生龍活虎，但又不是公式般裝飾什么英雄超人。他筆下的胡適只是一個有血有肉、有智能、有天才,也有錯誤和缺點的真實人物。”（周策縱）“《胡適雜憶》不只是篇回憶錄，它暢談歷史、政治、哲學、文學、文字學，以及其他一切胡適生前關注的學問……且不論二人同寓紐約期間深厚的‘忘年之交’，即憑德剛自己的‘職業’、‘訓練’和‘娛樂’，他實在是為胡適作評傳最理想的人選。”（夏志清）

1958年，胡適在哥倫比亞大學接受口述歷史訪問。

舒蕪的《周作人概觀》

在筆者有限的視野中，還讀過一本由序文形成的專書。書的篇幅不算長，形成的過程卻與前面的著述大抵一致，它就是現代學者舒蕪的《周作人概觀》。

因為筆者曾由該書與作者結緣，所以可以由此記起。大學畢業后不久的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在《中國社會科學》雜志上，我偶然讀到一篇長文《周作人概觀》，作者舒蕪。文章對周作人諸多方面進行討論，征引廣泛，觀點分明，敘述暢達，條分縷析之間，對所論人物給出了求實的判斷。當時讀書少，對周作人其人其文，只有得自文學史的極有限認知。《周作人概觀》說理之清晰，敘述之暢達，大大吸引了我：好文章。可惜，文章長，刊物分上、下部分刊出。我讀到的，是下半部分。進閱覽室找尋，卻怎么也尋不出上期。

當時年紀輕，不甚解世事，急迫之間，看到文章后面作者地址，便寫去一信，略談感受及未見上篇的遺憾，希望能讀到全文。非常幸運，不長時間，收到了作者舒蕪先生寄來的作品——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印制的一部《周作人概觀》。該書的“題記”中，作者這樣說：“以前有人給別人的書寫序言，寫得太長，無法用作序言，只好獨立成為一本書，那是名人名作，我何敢妄擬，可是我這本小冊子產生的經過，卻是差不多。”“原是為一本周作人散文選寫序言，寫成一看，字數超過正文的三分之一，實在不好意思印上去。如果在這篇的基礎上刪節，又會弄得非驢非馬，大概寫法根本不對路，需得從頭另外寫過。”“而這篇另自成為一個格局，已經簡而又簡，無可再簡，正好讓它作為一個小冊子印出來。”

《周作人概觀》作者簽贈本。

當時周作人的研究，似乎未曾展開，周作人本人又有一段難以忽視的過往。既要厘清基本事實，又須給予相當的公正評價，在當時，是十分不易的。舒蕪這部由序言形成的“概觀”，首先從人們已經很少了解的過往中，征引著名文藝理論家馮雪峰的話：“周作人是中國第一流的文學家，魯迅去世后，他的學識文章，沒有人能相比。”抗戰爆發后，周作人留在淪陷了的北平，文藝界及讀者十分關心其安危，郭沫若在上海發文，引用古詩“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說是只要周作人脫險南來：“比如就像我這樣的人，為了掉換他，就死上幾千百個都是不算一回事的。”可是，“周作人的確在祖國呼吸存亡之際，背叛了祖國，背叛了受難的人民，這是無可原諒的，不能不受到懲罰的”。一個在文藝界有如此大影響的人物，卻因背叛而為侵略者服務，這兩方面，厘清著實不易。

基于此，舒蕪全書，對周作人的文學成績，進行了較為充分的介紹，這樣人們才能理解馮雪峰及郭沫若等對周的高度評價；同時對周后來的變節，又從時代、個人環境、思想演變等方面，進行了細致而深刻的剖析。在求實的基礎上，對這兩方面問題，給予了客觀的闡述。該書不但成為了舒蕪后來系列研究的奠基，也成了新時期最早形成影響的周作人研究著述。

這幾部由序言而成的著述，讀來感覺皆佳。為何？——有言欲述，有感而發。不如此，不會激情滔滔，“下筆不能自休”。超逾常態的豐富內容及濃厚興趣，正是好文章產生的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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