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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晚報 | 作者 鐘振奮

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的中國文壇，有一個特別的現象，那就是 一大批知青作家的集體登場，他們以自己過人的才華與非凡的努力共同點亮了新時期的文學星空。 來自北大荒的女作家陸星兒（1949－2004）便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

雖然這顆璀燦的“星兒”過早地隕落，但她曾經呈現的熱情與閃耀常令我感動地憶起。

【資料圖】

陸星兒作品《達紫香悄悄地開了》法文版封面

壹

有一天， 我問起陸星兒：“你最初的寫作動機是什么？”她不假思索地回答道：“為了愛情。”

這一回答出自陸星兒之口多少有點出乎我的意料。如果換了別的作家，恐怕會擺出一大堆冠冕堂皇的理由來解釋他們的創作動因和各自的文學契機，而陸星兒，卻毫不諱言地說“為了愛情”，直率得猶如一個剛剛墜入愛河的女中學生。

陸星兒出生于上海一個普通的職員家庭。5歲時她的父親去世，家庭的重擔壓在母親一人的肩上。兄妹四個與母親相依為命，擠住在只有十多平方米的小板房里。雖然家境窘迫，但陸星兒最初從家庭感受到的是平和和溫暖，這為她以后性格的發展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也許正是生活的困難、鄉鄰的友情、單純的人際關系，包括天天必經的那條不平坦的“臺格路”，使得陸星兒在體驗、經歷著大上海生活的同時始終懷著一份可貴的樸素與真誠。在重點學校向明中學讀書的陸星兒，與她后來也成了名作家的哥哥陸天明一樣是個積極要求上進的熱血青年。1968年上山下鄉運動轟轟烈烈，出于理想與信念，陸星兒以極大的熱情投入，主動要求到寒冷的北大荒鍛煉自己的革命意志。對于自己的插隊經歷，她是這樣講述的：

為加入第一批去北大荒屯墾戍邊的革命行列，我用一把并不鋒利的鉛筆刀割破手指，寫了血書以表決心。……那時的我， 心里裝的只有“戰天斗地”的激情和詩意。離開家時，我簡單的行李里裹著一部描寫開發庫頁島的長篇小說《遠離莫斯科的地方》。

在農場機關，陸星兒結識了另一位上海知青，他們相愛了，同時，她也悄悄地寫起了小說，這大概就是陸星兒所說的“文學的真正動力來自愛情”的緣由。

在1976年出版的《人民文學》復刊號上，陸星兒發表了處女作《楓葉正紅》。從此， 陸星兒被生活“逼”上了文學之路。她的小說與愛情互為因果，同時開放出美麗的花朵。1978年秋，陸星兒告別生活了十年的北大荒，進入中央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學習，開始接觸大量涌入的西方思潮。大學期間，她邊讀書邊寫作，發表了《啊，青鳥》《我們的心像大海》《野菊花》等小說，另外，她還出版了《遺留在荒原上的碑》《留給世紀的吻》等有關北大荒生活的中、長篇小說，引起了文壇的廣泛關注。

貳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社會正處于變革時期，社會生活的不斷變遷以及思想觀念的不斷更新迭變，在家庭內部引起的具體表現就是情感的波動與不穩定。當陸星兒忙于寫作，忙于撫育孩子而無暇顧及其他時，她的家庭也潛藏了危機。陸星兒是一個在傳統的道德觀念與生活習慣影響下成長起來的女性，她深感自己具有的思維定勢及生活態度無法適應復蘇的人性與精神世界的變化。那時候的她努力扮演著“作家、妻子、母親”這三重角色。她說自己“完全像匹野馬，埋頭拉著由小說、兒子、家三個支點撐起的石磨‘磨盤’，一步一步，一圈一圈，一年一年，從沒有計算過里程，估量過代價……”

但令她猝不及防的是，這樣的慣性生活脫離了原有的軌道，她所珍視的婚姻破碎了。痛心之余， 陸星兒帶著年僅5歲的兒子回到了她的出生地——上海，重新開始了生活。

從上海——北大荒——北京——上海，起點又回到終點，陸星兒覺悟出了其中宿命的味道，雖然她自己已經從一個女孩子、女知青、女大學生的過渡，完成了女作家的轉變。

但最初的幾年是難熬的，陸星兒難以擺脫過去，她為一種令她深感屈辱的挫敗感困擾著。雖然離開了她曾向往過的“最后的歸宿”，但那深植于心中的、也是致命的“依靠一個男人”的歸宿感卻長久地不肯消失，因此痛苦也時時涌現。再加上 一個單身母親為帶孩子不得不面臨的艱難，生活在她面前展示的是極其嚴峻的一面……

然而陸星兒畢竟是陸星兒，她沒有一味地消沉讓大家失望。她從自身的遭遇中，漸漸獲得了對于自己能力的認識。她變得清醒了。當她獨自一人站在土地上，重新面對整個世界時，那個被兒子與小說淹沒的自己浮出了水面。她尋找到了完全、獨立的自我。這是婚姻打碎后的完成，是內心裂變后的結果，在對自己不斷認識中反饋，對自身的婚姻生活的反省中，她獲得了對處于同樣環境中婦女的透徹的理解。于是誕生了“天生是個女人”系列，通過寫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不協調，呈現出當代女性較為普遍的生存狀態，可以說是由女人看社會的大寫真。陸星兒把自己所有的感受都寫入小說中，作為一個具有責任感、時刻關注著時代生活的作家對“社會與人”這一大題目所做的思考記錄。

叁

1990年，我選了陸星兒的兩個短篇小說《一個和一個》《在同一爿屋頂下》刊登在我們的英、法文版《中國文學》上，同時我根據自己閱讀她的小說時的體會寫了一篇介紹文章，以羅丹的雕塑作品《行走的人》為題來比喻她的創作姿態。后來陸星兒在來信中特意提及此事：

“我第一次讀你介紹我的文章，那時沒見過面，但你對我把握的準確，我是很驚訝的。”

這兩篇小說譯載后引起了海外讀者的關注，其中《在同一爿屋頂下》還被收入到了美國出版的《國際短篇小說選》。

陸星兒是個地地道道的上海人，但在平時的交往中，我覺得她更像是一個豪爽豁達的北國女兒，這也許與她在北大荒的插隊經歷有關吧。絲毫沒有名作家的架子，真誠隨和、快人快語是她最初給我的印象。我們倆第一次見面便是她跑到我們單位見的。可能是談得比較投緣吧，她事后告訴我：“覺得有一種默契，能與你合作，真是太好了。”

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國作家，與國外作家的交往也漸漸多了起來，他們渴望與對方交流，因此也格外盼望自己的作品能有外文譯本。當我把準備推出她的英文版小說集《啊，青鳥》、法文版小說集《達紫香悄悄地開了》的計劃告訴陸星兒時，她的高興之情溢于言表，雖然她也遺憾地表示：“只可惜不識英文，第一次感受到了‘文盲’的滋味。”

基于在多年的交往中建立的信任，陸星兒請我為她的外文版小說集寫序。我一開始沒有答應，我跟她說，我只是個年輕的編輯，資歷尚淺，你最好找一個德高望重的名家或者作家同行來寫。但陸星兒堅持讓我來寫。她認為資歷與名望并不是寫出好文章的首要條件，她需要的是“懂”她的作者，而我則是她心目中最合適的人選。

盛情難卻，我也只好“恭敬不如從命”了。為了不辜負她的這份信任，我專程到上海與她做了一次長談。

我已事先告知她具體到達的日期，讓她幫助預訂她家附近的旅館。但那天我乘坐的火車到達上海時已經是傍晚，當我撥通公用電話時，電話那頭傳來了陸星兒火急火燎的聲音。后來我才知道她已經惴惴不安地等了一整天。她告訴我：上海的電話號碼明天就要改；預訂旅館的人很多，要是再晚一點的話就得退；馬上就要準備搬家……訴完了一大通牢騷話，她又噼里啪啦地跟我說了乘車的路線和站數，然后說在某一站下車，她在那兒等我。當我奮力擠下悶罐子似的公共汽車時，陸星兒，還有她那聰明可愛的兒子廈廈已在馬路邊等我了。

第二天正好是周日，我來到她家時她已把兒子送到了奶奶家，專門留出了足夠的時間與我交流。

說是家，其實是借住著朋友的房子：沙發、冰箱、電視都是“借”來的，普通的一室一廳的房子，廁所為兩家合用。雖然空間比較局促，但陸星兒與我聊得很暢快。到了中午，她還親自下廚，為我端上一道鮮香四溢的紅燒魚，令我大為感動。可以想象， 在這樣一間角角落落都堆滿了書籍的房間里，陸星兒忙完了家務，送走了孩子，在那張飯桌又兼書桌上奮筆疾書，寫出的作品與普通人的生活感悟一定貼得很近很近。

我們在一起聊天時自然也會談及她的好友王安憶——她也是我們的作者。有意思的是，她們倆先后在我的通信錄上手寫的地址正好挨在一起，不同的寫字風格就像她倆的性格， 對比鮮明：一個熱情奔放，一個沉靜內斂。

肆

我很理解陸星兒對她的第一本外文版小說集的期盼之情，因此一拿到樣書便以最快的速度給她郵寄到了上海。書到的時候陸星兒恰巧沒在家，她的兒子拆開信封一看便知道是他媽一直念叨著的新書，便靈機一動把書藏到了被窩里，到了晚上終于給陸星兒制造了一個大大的“驚喜”。兒子的“貼心”之舉讓陸星兒感動不已。

那些年陸星兒過著快節奏的生活：作為“女性文學的代表人物”，她要為處于困境中的女性們代言；作為單身母親，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需要她操心；她還擔任著《海上文壇》的執行副主編，太多具體的業務需要她親力親為。但她在百忙中依然牽掛著我的“房子”（我結婚后仍住在集體宿舍），在來信中多次提及，那份關切的情意讓我倍感溫暖。

陸星兒是非常勤奮的，在二十余年的文學生涯中，共創作了《精神科醫生》等6部長篇小說、12部中短篇小說集、13部散文集和5部電視劇，稱得上是作家中的“勞模”。看到她旺盛的創作勢頭，我由衷地為她感到高興，也盼望著她的生活能減少些壓力，創作能更加順利。但正如她自己所說，也許是 “把生命用得過狠了”，疏忽了對自己的照顧，以致拖垮身體英年早逝，令人扼腕痛惜。

標簽： 為了愛情 長篇小說 短篇小說